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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不曾消失，它甚至還沒過去

本書集結鄂蘭生前最後十年未出版的文章與演講稿，她在其中針對道德哲學提出幾個問題，尤其是關於「惡的本質」與「道德抉擇」。

沒有人比鄂蘭更了解二十世紀的政治危機可以從道德崩潰的角度視之。勢如瓦解，顯而易見。鄂蘭看到那具爭議性、挑戰性以及困難的核心，不是由於人的無知或邪惡，未能辨識道德的「真相」，而是由於道德的「真相」竟不足以作為標準，去對人已經可能做到的事情下判斷。鄂蘭允許自己提出的唯一的概括結論，反諷地指向一種大幅變革的無所不括，即西方思想傳統原本引以為神聖之事全盤改變了。道德思想的傳統斷了，不只由於政治觀念，也由於二十世紀的政治事實，傳統斷裂，再也無法復原。

鄂蘭既非虛無主義者，也非道學家；而是思想家，追隨其思考的指引。然而要跟上她，卻是讀者的艱鉅任務——主要並不是對於讀者的智力或知識的挑戰，而是對思考能力的挑戰。她提出的並非理論的解決，而是豐富的刺激，刺激你自己去思考。她覺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洞見無比深刻，亦即，危機時刻或在真正的轉戾點，「過往無法給未來帶來啟示，人心徘徊在晦暗之中。」她認為在這種時刻（此時對她正是），心靈的晦暗就是最清明的指示，指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類責任的意義，以及人類判斷的力量。

本書特色

對於已經認識鄂蘭的讀者來說，這本自傳式的回顧有助於瞭解她在撰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時，如何思考個人在獨裁統治下應負的責任；對於不認識鄂蘭的讀者來說，這本用口語對著「你」（「你們」）發言的演講集結，絕對足以做為瞭解鄂蘭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思想家之一的起點。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

1906年出身於德國的猶太哲學家，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與雅斯培的學生，在納粹統治時移居美國，一生關注猶太民族的命運，積極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拯救猶太文化。鄂蘭著作豐富，當中《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政治哲學家地位，並一度成為左右美國學術潮流之思想家，是近代重要的女性哲學家之一。在鄂蘭眾多重要著作中，包括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人類的處境》、《在過去和未來之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論革命》、《共和危機》、《心智生命》、《黑暗時代的人們》、《康德哲學講座》、《拉赫爾?瓦倫哈根：一個猶太婦女的生活》等。

譯者簡介

蔡佩君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譯作有《前衛藝術理論》、《共和危機》、《知識騙局》、《多瑙河注》、《劍橋流行與搖滾音樂讀本》、《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等。

第七章 審判奧許維茲（摘錄）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派駐奧許維茲的大約兩千名黨衛軍成員中（有些至今還活著），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法蘭克福審判開始時，有幾個「重案者」已被挑出來並控以謀殺；謀殺是唯一沒有追訴時效的罪行。對奧許維茲集中營的調查已持續多年，收集到許多文件（據法院的說法，這些文件「並未提供很多有用訊息」），也傳喚過一千三百多名證人，之後還會有其他關於奧許維茲案件的審判。（戰後至今只舉行過一回審判。此次乃第二回，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開始進行；其中一位被告，格哈德．紐貝特〔Gerhard Neubart〕，已經和其他人在第一回的審判中就被起訴了。第二次的審判不像第一次，媒體的報導不多，要經過好一番「研究」才會知道到底有沒有舉行。）但是以法蘭克福審判之檢察官的說法：「大多數德國人不希望再舉行任何針對納粹罪犯的審判。」

雖然德國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審判的過程，（內容最紮實者，首推本特．瑙曼〔Bernd Naumann〕具高度敏銳性的深度報導，最初刊登在《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公眾在二十個月的時間裡都聽到被告駭人聽聞的行徑，以及奇特而毫無悔意、攻擊性的行為，不只一次將審判變成鬧劇，這情形卻絲毫未影響到公眾輿論的氣氛。對於延長對納粹罪犯追訴時效之建議，在一九六五年頭幾個月（奧許維茲的審判猶在進行時）展開激烈爭辯，連波昂的法務部長布雪（Ewald Bucher）先生都出來說項，不要再去折騰「我們當中的殺人犯」。但在「慕卡等人之訴訟案」（Proceedings against Mulka and others）——這是奧許維茲審判的正式名稱——中，這些「重案者」並非案牘殺人犯（desk murderer）。除了少數例外，他們甚至也不是執行命令的「體制罪犯」（regime criminal）。相反的，他們是犯罪系統的寄生蟲和得利者，這個系統把大屠殺、對幾百萬人的滅絕，變成一種合法的義務。訴訟記錄將許多可怕的真相呈現到我們面前，其中一項令人困惑的事實是，德國輿論在這件事情上，居然在歷經奧許維茲審判對惡行的揭發後，還能全身而退。

大多數人所想、所願的事情，構成輿論，即使公眾的傳播管道，報紙、廣播和電視，或許會與之相反。我們都知道這是真實民間（le pays réel）和國家公器的差別；一旦這差別擴大成鴻溝，就表示政治體遭遇到明顯而立即的危險。輿論或許遍及各個角落，卻仍然很少變成公開，而法蘭克福的審判，以其最真實的力量和重要性揭示了這種輿論現象。這情形顯現在被告的行為——他們對檢察官和證人的訕笑、微笑、嘲笑般的無禮傲慢，對法官缺乏尊重，在聽到人們對其某些行徑發出恐怖的驚嘆聲時，還會顯露「鄙夷和威脅」的目光。只有一次聽到一個孤獨的聲音，大聲吼道：「你們為什麼不乾脆把我殺了？」這情形也顯現在律師的作為上，他們不斷提醒法官，不要在意「外界會如何看我們，」一次又一次，像在暗示沒有一個德國人想要正義，而受到被害人希望「懲罰」和「報復」的期望所影響的國際輿論，才是讓他們的當事人陷於目下處境的原因。「被控訴者好好的生活在自家，根本沒有被社區中的人當犯罪者而排斥。」這事實只令外國通訊記者感到震驚，德國記者，就我所知，無人引以為奇。瑙曼報導過一件事，兩名被告走過大樓外兩名穿著制服的警衛面前，他們熱誠地向警衛道「佳節愉快，」警衛也回以「復活節快樂。」這是民眾的聲音（vox populi）嗎？